隨著任期即將“到站”，奧巴馬也開始啟程踏上卸任前的外交“告別之旅”，首站選在了沙特阿拉伯，這一訪問也是沿襲了美國總統卸任前謀求政治遺產的傳統。隨后奧巴馬與巴林、科威特、卡塔爾等由沙特主導的海灣國家合作組織成員國領導人舉行峰會。
 

令人尷尬的是，作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傳統盟友，以色列的當家人卻選擇在這個時候飛往俄羅斯。這被外界解讀為奧巴馬又一次被內塔尼亞胡“打臉”。

而奧巴馬對沙特的訪問，也被外界解讀為“氣氛詭異”，奧巴馬抵達利雅得時，沙特都沒有進行電視直播，沙特國王薩勒曼也沒有親自到機場迎接。隨著八年的總統任期即將結束，站在局勢動蕩的中東土地上，滿心都是“亞太再平衡”的奧巴馬想必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老傳統，新問題

一上任，奧巴馬總統的外事訪問就直奔埃及，在埃及開羅大學發表演講，宣布將揭開美國與穆斯林世界關系“新開端”，同時勾勒出美新政府的中東政策雛形。奧巴馬中東政策則呈現出現實主義傾向，強調接觸與合作，以修復美在中東地區的形象為目標。這也就決定了奧巴馬政府將會在中東問題上采取一系列“軟”措施，而不再是“硬措施”來維系美國和中東國家的關系。所以當時有學者將奧巴馬的中東政策與其前任布什總統相對應，稱之為“新中東政策”。

但是奧巴馬推動的“新中東政策”卻并不逢時，很快席卷中東的“阿拉伯之春”開始了，一系列政治變動使得阿拉伯以及中東世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景觀，原先能夠在各個大國之間決定的政治事件，在2011年之后更多的融入了宗教、教派、民族、種族甚至部落和家族的色彩。

在各種力量的復雜博弈背景下，美國在奧巴馬政府的指導下卻選擇了“置身事外”。奧巴馬的這種態度曾經在其接受《大西洋》月刊中表露無遺：“對想把美國拉進與美國的國家利益毫無關系的宗派紛爭中的無票搭車行為，感到非常厭煩�！�
 

美國的巨變與中東政策調整

奧巴馬的表態，其實代表了美國國家利益在中東的一種巨大變化。這種變化可以源自于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中東傳統上對于美國的“能源供給者”地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美國國內頁巖開采的成熟，美國國內能源供給已經不再仰仗中東國家。

今年2月份，美國甚至已經直接向巴西出口液化天然氣，這不僅將使美國在未來數年內成為天然氣凈出口國，還直接影響到拉美乃至全球能源市場格局，沖擊世界經濟秩序。而與之相應，包括中國、印度、韓國等在內的亞洲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卻更加依賴中東地區能源供給，這也就是為什么奧巴馬會在接受采訪時抨擊中國在“搭便車”。

美國在中東政策的第二個重大關切，來自于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對于自己本土目標和海外利益的威脅。這種威脅隨著2001年反恐戰爭打響后不斷加劇，但是在2011年中東巨變之后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隨著“伊斯蘭國”組織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崛起，極端組織“塔利班化”趨勢越發明顯。而不同于傳統上恐怖組織以美國和西方目標為主要襲擊對象的傾向，“伊斯蘭國”組織更大的興趣在于攻城略地和建立“哈里發國家”。

即使是到了2015年之后，隨著國際社會對于“伊斯蘭國”打擊加劇，以及包括也門、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國內政治分裂產生的極端組織“外溢”效應，這些極端組織恐怖主義威脅更多的隨著難民浪潮而涌向歐洲，甚至包括傳統的中東國家如黎巴嫩、土耳其都遭到了波及，美國卻由于地理隔絕以及國內穆斯林群體相較于歐洲的特殊性而相對保持了安全。對于美國來說，中東反恐事務似乎可以甩手給其他國家，讓其他受到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沖擊更高直接的國家承擔更大的責任。

美國在中東政策的第三個關切，來自于確保以色列的生存和國家安全。這當然源自于美國國內巨大的猶太人集團政治力量，也更加源于美國對于中東地區局勢的敏感性以及對于以色列在中東確保美國利益的巨大信任。不過這種信任和利益關系在奧巴馬時期卻面臨了巨大的挑戰。

一方面，奧巴馬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私交不佳，兩人關系直接影響了兩國執政團隊的關系。另一方面，以色列和美國之間在關于巴以和談重啟和伊朗關系等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以色列許多學者和政府官員私下里都認為奧巴馬政府太過“軟弱”，想法太過“浪漫”，對于當前的中東形勢充滿幻想；而奧巴馬政府則認為，以色列的想法和做法太過獨斷，根本沒有考慮過和平的希望，一味在強力上蠻干。
 

和中東說再見，把難題丟給下一任

擺脫了中東油氣資源的依賴，對于中東地區復雜威脅感知的相對降低，以及對以色列安全的信心，意味著美國對于中東問題的敏感度會大大降低。當其對于中東問題的介入更多成為“道義責任”時，美國在中東介入上的約束力也就大大降低。所以當美國嘗試安撫自己的盟友之時，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以一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而不是按照自己盟友如以色列和沙特等國的觀點和視角去進行觀察。其結果，必然是矛盾重重。

由于歷史和國內獨特政治、宗教關系的原因，沙特和其他海灣國家對于美國提供的軍事保護十分依賴，需要美國在國際和地區舞臺上維護自己的戰略和安全利益。這種相互的關系形成于冷戰時期，在海灣戰爭中得到了鞏固。

不過隨著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當時的美國和沙特已經出現了裂痕，參與恐怖襲擊的19名嫌疑人中有13人是沙特國籍，而美國情報機構更是認為沙特長期對于國內支持“基地組織”的行為“充耳不聞”。不少美國學者認為，沙特長期以來宣揚的“瓦哈比主義”是釀成“仇美”情緒和伊斯蘭極端主義的重要原因。

盡管2001年之后沙特予以了美國反恐戰爭大力支持，但是隨著2011年中東巨變產生，兩國在地區問題上的分歧逐漸擴大。在反恐問題上，美國認為沙特和其他海灣國家“支持極端組織”，而沙特則認為美國顛倒輕重，沒有盡全力幫助盟友來打擊敘利亞巴沙爾政府。

在伊朗問題上，美國認為一個由國際社會保證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督下的伊朗無核化進程，將會給海灣乃至中東帶來穩定與和平，而沙特則認為，美國太過縱容伊朗，在包括沙特-伊朗關系惡化、伊朗試射導彈等一系列問題上沒有盡力幫助沙特。

當前的美國和沙特以及其他海灣國家關系，處于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以來的最低點。與之相應的，是美國所面臨的劇烈的能源供給關系、反恐情況以及對中東地區整治判斷的重大轉變，這也促成了奧巴馬政府在一系列中東敏感問題上“敬而遠之”的立場。中東地區在二戰后歷經多次戰爭和苦難構建起來的各種平衡遭到破壞，而新的平衡又難以在短期內建立起來，各種極端思潮在當地泛濫，政局混亂，恐怖勢力借機崛起。奧巴馬揮一揮衣袖，還是將中東地區的復雜，丟給了下一任總統來應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