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R.I.Mckinnon)和愛德華·肖(E.S.Show)在70年代，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場不完全、資本市場嚴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對金融的“干預綜合癥”，影響經濟發展的狀況首次提出的。

　　他們嚴密地論證了金融深化與儲蓄、就業與經濟增長的正向關系，深刻地指出“金融壓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危害，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欠發達是因為存在著金融壓抑現象，因此主張發展中國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實現金融深化（finacial deepening），促進經濟增長。金融自由化就是針對金融抑制這種現象，減少政府干預，確立市場機制的基礎作用。

　　金融自由化也稱“金融深化”，是“金融抑制”的對稱。金融自由化理論主張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政府對金融的過度干預，放松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限制，增強國內的籌資功能以改變對外資的過度依賴，放松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使之市場化，從而使利率能反映資金供求，匯率能反映外匯供求，促進國內儲蓄率的提高，最終達到抑制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

　　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方面——利率自由化、合業經營、業務范圍自由化、金融機構準入自由、資本自由流動——都有引發金融脆弱性的可能。

　　發展進程兩次理論革命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理論經歷了兩次劃時代的革命。第一次理論革命是指二戰后至80年代初期，一批西方經濟學家，如羅納德·I·麥金農(1973)、愛德華·S·肖(1973)、約翰·G·格利(1960)、雷蒙德·w ·戈德史密斯(1969)等從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欠發達性”出發，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場不完全，資本市場嚴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對金融的“綜合干預癥”而影響經濟發展的狀況，因此他們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進行金融深化。第二次理論革命是指以羅納德·I·麥金農(1993)、馬克威爾·弗萊(1988)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在總結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實踐的基礎上，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論。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金融深化的方法及金融自由化是有先后次的，如果金融自由化按照一定的次序進行，就一定能夠保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穩健性。金融自由化理論的產生與發展對于發展中國家正確處理經濟與金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經濟發展遲緩的原因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將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遲緩的原因歸結為“資本匱乏”，認為發展中國家若要實現經濟發展，要么提高儲蓄率，要么引進外資，加速資本形成。在著名的哈羅德一多馬模型中，資本積累被看作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以提出“二元經濟結構論”而聞名的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也認為，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提高資本形成率。但是，這些學界權威的理論，一旦用于解釋實踐，似乎又顯得有些力不從心。1973年，發展經濟家麥金農和肖同時提出了一個開創性的觀點，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不僅在于資本的稀缺，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場的扭曲造成了資本利用效率低下，從而抑制了經濟增長。1973年麥金農和肖同時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和《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兩本著作，建立起了一套關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理論。

　　麥金農和肖觀點

　　麥金農和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被人為地分割開來，相互隔絕，是不完全的市場。當大量的中小企業擴大規模，改進技術，更新設備而需要資本時，由于無法進入金融市場融資，只能“自力更生”，依靠內源融資。與此同時，由于政府執行了錯誤的金融政策，人為地壓低名義利率，或者由于高的通貨膨脹，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導致實際利率太低，甚至為負數。對儲蓄者而言，由于低利率缺乏吸引力，居民不愿將剩余資金存入金融體系，金融市場出現了需求遠遠大干供給的情況，政府被迫以“配給”的方式提供信貸。在信貸配給制下，資金幾乎是無償使用，有時實際利率甚至為負。結果造成資金使用粗放，投資效益低下，產出水平低，國民收入扣除用于消費的部分后所剩不多，儲蓄率下降。另一方面，低利率又阻礙了新增收入向投資的轉化。經濟發展所需的新投資來源不足，儲蓄和投資的缺口進一步拉大，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矛盾更加尖銳，經濟停滯不前。而糟糕的經濟狀況，反過來又使儲蓄資源萎縮，形成資金緊缺，迫使政府當局對利率實行更加嚴厲的管制，從而形成了惡性循環。麥金農和肖將這種人為壓低利率，造成金融體系和經濟效率低下的現象，稱之為“金融抑制”。

　　針對發展中國家所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現象，麥金農和肖進而提出了他的“金融深化”理論。該理論的核心思想是，放松政府部門對金融體系的管制，尤其是對利率的管制，使實際利率提高，以充分反映資金供求狀況。這樣，投資者就不得不考慮融資成本，充分權衡投資成本和預期收益，從而使資金配置效率大為提高。而且，高利率鼓勵人們儲蓄，從而提供了儲蓄向投資轉化的順暢渠道。正如肖(1973)所說：“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的實質是放松利率，使之反映儲蓄的稀缺性和刺激儲蓄。”

　　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特別是麥金農和肖的以金融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金融深化理論提出以后，立即引起了經濟理論界對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與發展問題的廣泛關注，并成為從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開始并在整個80年代發展中國家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的主要理論依據。金融深化論是與當時在西方發達國家逐漸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理論相適應的，是新自由主義思想在金融理論和發展經濟學中的反映。但由于在這一金融深化理論指導下所進行的拉美金融自由化改革暴露出了許多問題，而在理論上遭到了很多的批評。后凱恩斯主義學派主要從有效需求的觀點對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進行了反駁。他們認為，不是儲蓄決定投資，而是投資決定儲蓄。過高的實際利率將抑制投資，從而抑制儲蓄。投資的減少通過乘數作用進一步降低經濟增長率。針對麥金農和肖理論中所存在的不足，后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包括麥金農和肖本人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與完善。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在這一方面做出主要貢獻的經濟學者有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卡普(kapur)、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馬西森(Mathiesan)、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弗萊(Fry)等。他們對金融深化理論的貢獻主要集中地體現在他們各自所建立的數學模型和研究方法上，特別是將麥金農和肖的靜態分析發展成為動態分析。其代表性理論模型主要有卡普——馬西森模型、弗萊的開放經濟金融發展模型和加爾比斯的兩部門模型等。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金融自由化的必要性，豐富和發展了金融自由化思想，使得金融自由化理論的實用性更加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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