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稅指對選定的特別能源商品征收的一種稅。是對消耗能源對環境的影響和能源的影響征收的費用，是用于環境維護和治理的費用，而消費稅則是在能源稅的基礎上，再征收稅費進一步體現能源的稀缺性，這兩部分都是在油價中體現的。 簡介

發達國家的綠色稅收大多以能源稅收為主，且稅種多樣化。以荷蘭為例，政府設置的環境稅有燃料稅、水污染稅、土壤保護稅、石油產品稅等十幾種之多。總的來說，發達國家的綠色稅種根據污染物的不同大體可以分為五大類：廢氣稅、水污染稅、噪音稅、固體廢物稅、垃圾稅。

綠色稅收概述 綠色稅收也稱環境稅收，是以保護環境、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推進綠色生產和消費為目的，建立開征以保護環境的生態稅收的“綠色”稅制，從而保持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狹義的綠色稅收即實現保護環境目的而專門征收的稅收和對環境保護起作用的稅收。廣義的綠色稅則包括收費。自1970年代以來，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掀起了綠色稅制改革的熱潮。

隨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環境問題的日益惡化，一些具有環保特點的經濟概念，諸如綠色國民生產總值、綠色會計、綠色營銷、綠色稅收等相繼出現。這些“綠色”概念，不僅反映了人們對環保的重視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將環境資源的消耗與補償納入經濟范疇，從而有利于環境問題的解決。“綠色稅收”一詞的廣泛使用大約在1988年以后，《國際稅收辭匯》第二版中對“綠色稅收”是這樣定義的：綠色稅收又稱環境稅收，指對投資于防治污染或環境保護的納稅人給予的稅收減免，或對污染行業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稅。從綠色稅收的內容看，不僅包括為環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種稅，還包括為環境保護而采取的各種稅收措施。隨著綠色稅收理論在我國的出現和應用，如何建立綠色稅收制度，以保護和改善我國的環境，促進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已成為我國稅收理論界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1．根據排放量和對環境的損害程度來決定稅率以計算排放稅。

2．對生產出來能危害環境的商品或使用這種商品的消費者征稅（如對汽油征收的消費稅）。

3．在其他稅收上提取與環境相關的備抵。

4．對于能夠節約能源或減少污染的設備和生產方法給予可以采用加速折舊備抵法或降低稅率的優惠。

由于缺乏公認可接受的定義，已經使得對于這種稅收的一貫性分類劃分方法變得復雜化。但經合組織（OECD）正和其他一些機構在共同致力于研究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危機，引起了人們對環境保護工作的極大重視。1973年，歐共體公布了第一個環境領域的行動規則，指出：應當仔細分析環境政策中可利用的經濟手段，分析不同手段所具有的不同作用、實施這些手段的利弊、實施預定目標的相對目的以及它們與成本分配規則的協調情況。1975年3月3日歐共體理事會又提出，建議公共權利對環境領域進行干預，將環境稅列入成本，實行“污染者負擔”的原則。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就這個問題做了大量的工作，發表了第一份關于利用經濟手段保護環境的報告。此后，十幾年里，尤其是九十年代初期以來，經合組織成員國在環境政策中運用經濟手段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這些經濟手段中，環境稅的運用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支持。在歐美一些國家通過改革調整現行稅制，開征對環境有污染的環境稅（包括廢氣稅、水污染稅、固體/液體廢物稅、噪音稅），實行對環境改善的稅收優惠政策等，使稅收對改善環境做出了較大的貢獻。據經合組織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對損害臭氧層的化學品征收的消費稅大大減少了在泡沫制品中對氟里昂的使用，汽油稅則鼓勵了廣大消費者使用節能型汽車，減少了汽車廢棄物的排放。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雖然美國汽車使用量增加，但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卻比70年代減少了99%，而且空氣中的一氧化碳減少了97%，二氧化硫減少了42%，懸浮顆粒物減少了70%.通過實施環境稅收和其他努力，美國確實已經實現了環境狀況的根本好轉，環境質量明顯提高。因此，人們把以環境保護為目的而采取的各種稅收措施形象地稱為“綠色稅收”。

1.負外部效應理論。這種理論是在英國經濟學家庇古為解決環境負外部性而提出的環境污染稅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庇古早在1932年的《幅利經濟學》中提出“外部成本內在化”的經濟外部理論。他認為：工廠的私人生產成本并不包括生產時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之和則構成了社會成本。從社會的角度看，要實現社會凈收益最大化，最優產出量必須在私人邊際收益等于邊際社會成本的點上。而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必然會按照邊際收益和不包含邊際社會成本的邊際私人生產成本的交點來決定產量。這樣的產量必然大于考慮了社會成本時的產量，這樣就導致了社會效率的損失，并產生了環境負外部效應。

而以解決環境負外部性理論為基礎，庇古提出要開征環境稅，通過征收庇古稅（環境污染稅）將他造成的外部性成本加入到生產成本中去，迫使企業考慮到污染對社會的危害，使社會產出量在邊際收益等于邊際社會成本的有效產出量上，也使產品的價格等于邊際社會成本，達到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

庇古稅理論為開征環境污染稅提供了很好的數量上的計算依據。即理論上征稅稅率應等于最優產出時的污染造成的邊際外部成本。而將這種環境負外部性理論擴展到自然資源的使用上，考慮微觀主體對資源、環境的運用會對未來和后代產生損失或機會成本，即資源減少和環境污染生態失衡，從而構成外部不良經濟。也應當通過征收環境資源稅的方式使資源使用的外部成本內在化。

2.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公共資本品理論。這種觀點把自然資源和環境看作是公共產品，且和其他生產要素一樣，它也是一項資本品。其具有的不可分割性導致產權主體難以界定，每個人都可以自山的進入產權并對其進行利用，而追求私利的個人會無節制的爭奪利用有限資源，這樣必然導致人們濫用資源、環境惡化。而當出現環境污染問題時，又因無產權主體無人承擔責任。因此，應該讓政府代表社會作為環境和自然生成的資源的產權主體，在向社會提供著它獨特的公共環境、資源和服務時，作為一項自然資本以征集環境稅的形式得到相應的資本權益，從而從經濟利益上建立起保護環境和資源的機制。此外，環境保護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也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很難排他的消費。這將導致環境保護中的搭便車的問題，征稅則解決了公共產品的付費問題。

3.可持續性發展理論。絕大多數環境主義者認為，環境和自然資源是有限且有價值的，要求人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使自然資源和環境不發生存量下降和其他類型的損失。從可持續性原則出發，對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利用必須考慮帶給他人的損害成本和給后代帶來的機會成本，即考慮代際資源配置和代際公平，并使之得到經濟上的補償。而政府作為當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的共同代表行使對環境資源的所有權來對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利用進行征稅，并將環境稅收入的一部分作為代際補償的基金來源。

由經合組織1999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對其成員國中19個發達國家而言，從綠色稅收中獲得的收入所占各自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大約為2%。（見下頁圖表，其使用了較為廣泛的定義，包括所有對產品征收的、與環境相關的稅收）其中丹麥以綠色稅收對GDP的貢獻率超過4%而列居首位，緊隨其后的依次是希臘、荷蘭、挪威和葡萄牙，都略低于這個水平。墨西哥和美國是這組中比例最低的兩個國家，貢獻率只有1%左右。

同樣有數據表明，在工業化國家中，不含鉛汽油從開征綠色稅收中獲得的收益最多。事實上，對含鉛汽油征稅在1999年總收入增長的原因中大約起到40%的作用，接下來是對摩托車征稅的效果，促進了20%以上的增長。綜合起來說，根據經合組織的資料，對石油、柴油燃料和機動車輛的銷售及使用所征收的稅收增長占所有環境稅收相關收入的91%還多。因此，對于發達國家總體上來說，從單純排放量征稅對于稅收增長的程度是相當適度的，但進一步研究各個國家的趨勢——特別是那些被稱作 生態稅收領導者 的國家--揭示了根據排放量收的稅能產生效益可觀的收入。除了這些顯著的發展成果外，任何對廣泛意義上的綠色稅收采取強硬的、總體性的改革都只限于這些為數不多的國家。

建立綠色稅收制度，既符合我國環境政策目標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又能通過征稅為治理污染提供所需資金，并減少污染造成的損失，因此，建立我國綠色稅收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其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是：

建立并完善我國的環保稅制，當然要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但應以我國的基本國情為本，建立適合自身發展的環保稅制，而不能盲目照抄照搬他國做法。

環境保護稅應該體現出“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對造成環境污染，破壞生態平衡的企業和個人征稅。同時，環保稅應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進行合理、有效的分配，以提高效率，更好地治理環境。

在以前與環保相關的稅收征收上，經常出現“人情稅”和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在新環保稅制中，應體現對破壞環境的企業和個人必須依法征收的原則。

稅款專用是環保稅充分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條件。應當把稅收用于政府承辦的環保設施和重點環保工程上。同時，又要為環保科研部門提供科研經費，用科技手段來加大環保的力度。

當今世界越來越強調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對資源的合理開發，有些發達國家早已開始啟動綠色GDP核算模式，并建立了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生態稅收體系。國外綠色生態稅收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目前已有相當多的國家開始通過稅收政策來保護環境。例如，1972年，英國率先開征了二氧化碳稅，隨后法國、美國、德國、澳大利亞和瑞典等國也先后開征了二氧化碳稅、硫稅等；德國對礦物油料加征生態稅，并開始對一次性飲料瓶征稅，每個瓶子征稅額度從0.15馬克～0.30馬克不等；歐盟、加拿大和日本等國也在積極制定綠色稅收政策。

我國現行的環境保護政策措施主要以行政管理手段為主，也采用了一些必要的經濟手段如環境保護收費、環保投資、綜合利用稅收優惠政策等，但其力度和系統性遠遠不夠，不足以形成對環境污染破壞的保護體系，生態環境污染惡化趨勢尚未根本扭轉。在我國現行稅制中，并沒有設置專門的環境保護稅種。基于此，也有必要向別國借鑒成功經驗，用“綠色稅收”制度來促進生態保護。

通過調整完善廢舊物資的稅收政策，進一步調節消費者的消費行為，鼓勵廣大消費者進行健康性、理性消費和綠色消費，使人類的消費不影響大自然的環境與物種生存，達到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目標，實現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和全面進步。

信息均來源互聯網,不代表黃金之家觀點立場，若侵權請聯系本站編輯。